陜北說書在陜北大地上就和這毛頭柳一樣，根深葉茂！

“彈起個三弦定起個音，眾位明公安坐定……”說起陜北說書，聽過書的人們首先會想起這句千篇一律的開場詞和那抑揚頓挫的三弦音樂。

只要是上世紀 70 年代之前出生的陜北人，人人都熟悉陜北說書。可以說在此之前的千百年里，是陜北說書陪伴著陜北人走過來的。

廟會上坐場說書是現如今陜北說書的主要生存和表演形式

近年來，隨著時代的飛速發展和一些民間藝術的迅速消亡，各種各樣研究陜北說書藝術的文章、書籍也應運而生，許多陜北的有識之士都用心地研究、撰寫研究性文章，特別是對這一古老藝術情有獨鐘、癡愛一生的曹伯植老先生，將一生收集的陜北說書資料做成十幾本書，留給后世，這貢獻真可謂偉大。認真閱讀了關于陜北說書這一民間藝術的研究或追憶性的各種書籍和文章，我有一點遺憾，那就是所有的人都沒有把這一民間藝術在我心目中的那一小點感受寫出來，那感受就是：

陜北說書，千百年來不僅慰藉著陜北人苦焦、孤寂的心靈，最重要的是這一民間說唱藝術，造就了陜北人獨特的秉性！也就是說陜北人身上的許多別人不理解的特點，均與陜北說書有關，是陜北說書藝人們用這一民間藝術在娛樂人們的同時，也教導了人們，使陜北人有了和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價值觀是非觀，有了鮮明的帶有俠義或英雄主義色彩的個性以及敢作敢為、坦率直爽和想象力豐富等等特點。也就是說，是陜北說書鑄造了陜北人的秉性！

千百年來的舊時代，斷文識字有文化一直是中國一小部分人的專利，與在鄉村的農民是無關的事。這些最底層的民眾也就無法用文字交流和感知世界，只能通過語言從別人口中了解和感知世界了，于是，那些靠口傳心授代代相傳的說唱藝術，那些或盲或殘的民間藝人們讓鄉村里目不識丁的人們通過他們的說唱知道了前朝往事和山外的奇聞趣事，同時也通過說唱讓人們明白了為人處世的道理，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而極度閉塞的陜北，這些藝人們的教化作用就更大了，一代又一代的教化中，就有了陜北人獨特的秉性。陜北人把請書匠也叫請先生，由此可見說書人在陜北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價值，由此也可以窺見書匠對陜北人的教化功能。

我個人覺得“陜北說書鑄造了陜北人的秉性”這一特點之于陜北說書是非常重要的，是我們研究這一民間藝術必須明白的最根本一點，否則，再怎么說，說得花亂墜也讓我覺得是在那里胡說、亂說。這是我對所有關于陜北說書的書籍或文章的一個遺憾。

在眾多陜北說書的研究者中，貢獻最大的當數曹伯植先生。

我這受陜北說書影響非常大的直率的性格讓我這文章似乎跑了題，那么現在我就“閑言雜語我不說，單把陜北說書給各位表一表”。

陜北說書是陜北地區的一種民間曲藝，是一種有說有唱的說唱藝術，主要流在延安、榆林兩個地區。從事這一藝術的藝人以盲人為主。過去，在陜北某村里如果有明眼人在說書，聽到有盲人書匠來了，那么他會立即停止說唱，并且要翻窗戶離開，不能從地上的正門里走出去，因為他這一做法是與瞎子爭食的不道德的行為，屬歪門邪道，但是只要他從窗戶翻出去，那盲人書匠也就不得與他計較，此事也就到此為止了。

說書這一民間說唱藝術在我國已有近三千年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在秦漢時，宮廷里已經有了專門管理說書的官，這官稱為“稗官”，這官是皇帝設立的用來搜集民間“銜談苞語”、“里苞風俗”的官職。1957 年，四川成都市郊的一座漢墓中出土了一個漢代說書俑，此俑上身袒露，左臂掖鼓，右手握槌欲擊打，張口垂目，神態自若地在說講著故事。由此可見，早在漢代，說書就已經很盛行了。就陜北而言，關于陜北說書的史料記載不多，清代《榆林府志》中有以下記載：清朝康熙年間，這里便有劉弟說傳奇，頗靡靡可聽，韶音巨暢，殊有風情。

現在研究陜北說書一般是從韓起祥開始，而關于陜北說書的起源，也多是以韓啟祥生前的錄音資料中的敘述為主。韓啟祥說：師傅親口對他說是三皇時留下的說書。三皇是姓黃的黃。相傳很早以前（約奴隸社會時），有一個老漢生了三個兒子，都給奴隸主趕騾馬干活。大兒子叫大黃，讓奴隸主把一只手剁了，二兒子二黃的一條腿被打壞了，三兒子三黃侍候太太時被她用錐子把眼睛扎瞎了。這三個殘廢了的兄弟被趕走后，流落到陜北一個叫青化縣的地方，以乞討度日。一天大黃拾到兩塊爛木板，一邊走一邊敲打著，走到一戶有錢人家說了些吉利話，吃了些剩飯，比以前光喊叫強了。有一次人家殺羊，他們把人家丟棄了的羊腸子撿來曬干后繃在木板上，彈出點聲音來。二黃給這木板配了個頭，路過深山時見了一個死蝎子，又把蝎子尾巴用草繩接連到木板上，就成了琵琶了。所以舊式琵琶看上去就和蝎子一樣。二黃又掛了兩根小木棍讓大黃敲，這就成了梆子。后來二黃又想要是大哥去世后，誰敲梆子呢？他靈機一動，就把兩塊木板綁在腿上自彈自打，這就是最初的甩板不久，大黃、二黃過了山西臨縣一帶安家落戶，娶妻生子，三黃則在陜北成了家還生了五個兒子。兄弟三人后來一個蓮花落、一個琵琶、一個三弦，都把各自的技藝傳給后人。其中三黃就收了十八個徒弟，徒弟們出師后，在行藝的過程中改編曲調，所以陜北說書有九腔十八調之說。

而民間還有另一種傳說也是三黃，說他們兄弟三人被害成廢人后流落在到奢延（今橫山）縣城，腿壞了的二黃跟人學會了釘靴的活，成了一個很好的釘靴匠，掙的錢可以讓兄弟三人活下去。大黃心想自己是老大，本應照顧兩個弟弟，怎么可以讓二弟養活自己就每日出去乞討。在討吃要飯的過程中他常能聽到有人用琵琶伴奏演唱小調，訴說著大漠風情，大黃聽了后思量，我何不用此方式將兄弟三人的遭遇訴說給眾人，或許也可以換來別人的同情，施舍些小錢供自己生活呢？于是二黃用釘靴賺來的錢為大哥買了一把琵琶，大黃生性聰明，悟性記性都好，很快就學會了琵琶的演奏方法，并且自創了適合演唱兄弟苦情的大悲調，編出了說唱段子。大黃在街頭一唱就引起了人們的同情，逐漸有了固定的場所和不少的聽眾。

話說漢武帝劉徹為了打擊屢犯邊境的匈奴，率兵親征，在朔方平定了匈奴后，班師回朝（西安）時途經奢延縣，在縣令陪同下在街上安撫百姓。正在行走時，見街道一隅圍著一群百姓，時而涕泣時而喝彩，便與縣令一起來到人群中聽起來。原來正是大黃在此處唱說自己兄弟三人的遭遇。漢武帝聽完后大怒，命人將大黃帶回縣府，仔細盤問了情由，命人將財主捉拿來，財主招認后被漢武帝處決于街市。漢武帝為大黃一個無眼之人，能在街頭說唱世間善惡美丑，以說唱教化世人，揚善懲惡，有宣傳教化百姓之功，就依據他兄弟三人的狀況，敕令天下，唯瞎子可說唱書文，瘸子可以修靴釘鞋，憨憨可以乞討，其他人不得摻行。又要求大黃以后也要說唱一些經史之事，以教化眾人曉禮儀明法度。黃瞎子說我一介草民，一無學識，二又眼瞎，如何講得了經史。武帝就命人將經史編成唱詞，教大黃說唱。大黃又說經史深奧晦澀，說唱起來難免會有乏味無趣之時，怕眾人厭煩。漢武帝沉思后就賜給大黃一塊三寸木頭，命他在說唱之時如遇打瞌睡心不在焉之人時，可猛擊此木，以醒世人。

于是，陜北就有了一個約定俗成的規矩，即說書只能是瞎子干的活，釘鞋修靴也只能是瘸腿人干的事，而尋吃討叫的只能是頭腦有病的憨憨，正常人不能進入這些行當，與殘廢之人爭飯搶食，給這些苦命之人留一條活路和一口飯，讓他們能在世間活下去。

除以上這兩種說法以外，關于陜北說書的起源民間還有眾多的傳說，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但說書對陜北人的教化作用是非常巨大的，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在上世紀 70 年代之前，陜北說書的形式是千百年來固定不變的，就如書中書匠自己的說道一樣“一人一馬一桿槍”，一直是一個人就說就唱就伴奏。到了一個村子，村里人把書匠的吃、住安排好，說一天或幾天后，村里人給書匠一點錢，能給多少給多少，量力而行，然后再打發一個人把書匠送到下一個村，一村接一村，一直往下傳。

傳統的陜北說書內容包羅萬象，并不是“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這兩句言可以概括的。由于陜北地區沒有自己的地方戲曲，別的地方由戲曲表現的內容，陜北就都由說書來完成。所以，神話故事、民間傳說、歷史演義、武林豪杰、綠林好漢、忠臣孝子、農民起義、公案傳奇、除奸鏟霸、愛情故事等等，反映的思想基本上以善有善報，惡有惡果的因果報應和福祿有命，富貴在天的佛家思想為主，有一些天人合一，天道難違的道家主張。書匠的語言全是用地道的陜北方言，而在一處行藝的藝人說也好，唱也罷，全用這一區域內人們的方言哩語，讓聽者親切，通俗易懂。

“說是骨頭唱是肉”，陜北說書是說唱藝術，以說為主，但唱占的比重也非常大。而由于說書藝人流動性比較大，在行走的過程中道聽途說的家長里短，奇聞趣談，朝政大事等等，書匠都能及時地編唱出來，所以對于聽者而言，書場里不僅可以知道前朝往事，遠古神話，歷史俠義傳奇，百姓故事，還能學到歷史知識，聽到新聞和鄉間趣事。通過書匠極其生動形象的說唱，那些事，那些人活靈活現地出現在聽者的腦海中。不論怎么說，唱什么，所有書匠的原則都是對邪、惡、丑予以嘲諷和鞭笞，對真、善、美大加贊美和頌揚。在陜北說書的所有大、小書里，基本沒有以悲劇結束的，也沒有那種頹廢或泄人氣的東西。于是，書匠們在娛樂民眾的同時，也給這片土地上極其艱辛的民眾們信心和生活下去的希望與勇氣，同時，在耳聽說唱，腦中想象的過程中，造就了陜北人個個想象力豐富，富有藝術氣質和那種顯明的英雄主義、浪漫主義的個性特點。

陜北人對說書藝人最基本的要求是：“眼瞎心不瞎！”這也是對他們的是非觀和價值觀的規范。如果一個書匠，在行藝過程中，是非觀、價值觀有改變或不正確了，也就喻示著他日后的路就沒有了，所以，所有的說書藝人都不會拿自己的飯碗當兒戲，不會在行藝中宣揚歪門邪道等丑惡的東西。

舊時的書匠還有許多手藝，最重要的一項是算命，還有扣娃娃、送鬼等。算命主要是“瞎子滾流星”，這一算命方法是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以及由天干和地支組成的六十個干支序列背熟，按照被算者報上的生辰八字，推斷此人一生的命運。由于陜北許多人認同“人的命運天注定”的說法，而瞎子又沒有觀音察色的能力，所以許多人都非常相信。另一種算命方法掌握的人就少些，那就是捏骨，就是瞎子把算命者的手握住，用力捏其手上、胳膊等處的骨頭，而根據捏骨頭的感覺算出此人的福祿等命運。除算命之外，還有一手藝就是扣娃娃。當時陜北地區物質條件貧乏，生下的小孩難存活，老百姓就認為有鬼怪或專捉小孩魂魄的“攤家子”作怪，由書匠說一段書給神來把娃“扣起來”，也就是保護起來，使“攤家子”及其他妖魔鬼怪再不敢危害該小孩，使其平安、健康成長。有時，被扣過的娃娃還要拜瞎子書匠為干大。扣娃娃也有的地方叫扣刷娃娃，是說把娃娃的魂魄扣住，把附在娃娃身上的邪魔鬼怪刷去。還有安土神，還愿等等也是書匠在行藝時經常干的活。這類事都是舊時代的一種迷信活動，也是說書人為了活下去兼職的一些技藝。

不論怎么說，陜北說書這一古老的民間藝術，千百年來在極度封閉的陜北大地上，慰藉著了一代代陜北人孤寂的心靈，也漸漸造就了陜北人率真、樂觀和敢作敢為，有濃烈的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色彩的性格和秉性。簡單用一句話說陜北說書，那就是：陜北說書鼓舞著陜北人走過了千百年的苦難歲月，也造就了陜北人大氣磅礴、不拘小節、耿直、敢作敢為、疾惡如仇以及直面困難、樂觀向上的獨特秉性。

陜北說書之于安塞，那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門民間藝術。安塞這一名稱的含意就是“安定邊塞”的意思，古代一直有“上郡咽喉，北門鎖鑰”之稱，在上世紀 80年代之前一直極度閉塞。記得上世紀 70 年代中期，王震將軍到安塞看他昔日的一位對他曾有救命之恩的老部下，當聞聽當地政府在鐮刀灣鄉至靖邊縣的白于山區修了條簡易便道，以方便安塞人與榆林地區來往時，將軍憤怒地訓斥當地黨政領導：“你們是給蘇修進攻我國往開修通道呀，你們這些里通外國的敗家子，咋敢把這里的路修通哪”。由于從古至今，安塞一直是漢民族防御匈奴等少數民族屢屢侵擾的重要戰略要地，所以，這里除駐有重兵之外，一直交通不便，險惡的山形地勢本來就是一道防止異族入侵的天然防線。在這種狀況下，安塞人一直把“走州過縣”之人稱為有本事、能力超群的大能人。在這種極度封閉的環境里，陜北說書在安塞就顯得比其他縣更為重要和不可缺少，除正規的書匠之外，安塞每個村子幾乎都有那么幾個能講“古朝”的能人，冬日閑暇或秋日連陰雨時節，人們能聚在某家窯洞里聽一天半晌的“古朝”，已是很大的享受，如能聽上一場帶音樂有說唱的書匠說書，那真是大享受，享大福了。所以外縣或本地的書匠在安塞是非常受歡迎的，走到個村子人們都會熱情認真地對待、接承。在這種大氛圍下，安塞盲了的或半盲、不盲的人們，都比較喜歡、樂于從事書匠這一職業，樂于當說書匠的人比別處多。

書匠們給身處苦焦閉塞的安塞人帶去了歡樂和繼續生活下去的信心，而安塞人也在給書匠應有的尊重與適當的經濟或物質的回報，使他們能在生活下去的同時，繼續完善、提高自己的說書技藝，二者相輔相成地從古到今一路走來。

一些原本生活在陜北，后來通過自身努力到了省城西安的一些文化人，還有個別本地文化人在寫陜北說書時最愛用到“最后的”這個讓人感到絕望的詞，比如說大師張俊功就喜歡用“最后的民間說書大師”等等詞語，其實這一點上是不正確的。我一直生活在本地，也一直沒有間斷地聽著陜北說書。就陜北說書的技藝、技巧而言，我覺得目前這一時期，應該是自從有了這一藝術以來的最高峰和鼎盛時期！說這話的原因有以下幾點：其一是在上世紀 70 年代之前，陜北說書藝人基本都是瞎子，也都是文盲，說書是靠同樣是瞎子、文盲的老藝人口傳心授，這些藝人中天賦極好者不多，而 70 年代至80 年代，由于陜北太過貧窮，許多在解放后上過學而且也喜歡這一藝術的正常青年人也走進了這一領域，而且這些有文化的正常人也不同于以前的藝人，只拜一個師傅，他們只要遇到自己覺得好的師傅就拜，就認真地討教、學習。所以這些正常的新生代說書人可謂博采眾長，而且他們的理解能力和接受、模仿能力都比老藝人們強，也能在行藝過程中對千古不變的書詞進行合適的改動，也有比老藝人更強的創作能力。此外，他們還能自己看書學習一些俠義唱本，也能在行藝過程中舍劣求精，使自己的說唱更有感染力，讓聽眾更喜歡。只是他們生不逢時，當他們藝學精了，開始闖世界時，這原本貧窮落后的世界一下子開始巨變了，不僅收音機、錄音機走入了尋常百姓家，就連電視、電影、電腦、互聯網等等人們想也不敢想的新傳媒工具也鋪天蓋地的走來，人們的娛樂方式也隨之大變，于是，沒人耐著性子聽陜北說書了。但是不得不說這一時期說書藝人的數量和質量都是有史以來鼎盛的一個時期。只是我們許多人沒有再去聽書罷了。

目前，就別人認為已近絕跡、后繼無人的陜北說書藝人，僅安塞縣注冊的，可以彈三弦并獨立行藝或行過幾年藝的藝人，就有 120 余名，其中中國曲藝家協會會員 3 人，陜西省曲藝家協會會員 20 余人，延安市曲藝家協會會員 30 多人，總體數量雖略少于橫山縣，但僅有 17萬人口的安塞，不到橫山縣總人口的一半。所以，就說書藝人占人口的比例而言，陜西無任何縣可以和安塞相比，就是在安塞文聯所屬的各個協會中，除腰鼓協會之外，即將成立的曲藝家協會的會員數以及國家級、省、市級會員規模，都是最大的一個群體；僅現在以此為生的藝人也還有近 50 人。我之所以說這些不該說的話的原因是這樣的：前些日子，與一群說書藝人們聚在一起閑聊時，一位藝人說了這樣一番話：兄弟，聽書匠給你說，竹席說過這樣一句話，百無一用是文人！真的，我看了一些寫陜北說書的文章，大多數還能行，但有個別人實在是讓人不舒服呀。如今，社會上的人們到是不怎么小看我們書匠了，可這些文人骨子里卻還是瞧不起我們，一寫陜北說書，就悲悲戚戚的，總愛說現在的書匠不行了、秋勢了，沒書匠了，陜北說書不頂事了，誰誰誰是最后的大師，最后的書匠了，看的我是非常的傷心呀。一想到這些，我就想找這個文人，當著他的面罵上他幾句……哎，真就跟別人說的那樣，一群無聊、自以為是的狗屁文人，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呀！

這位自稱書匠的說書藝人所說的那幾篇文章我也看過，聽了他的話，我又找出來讀了一遍。讀的過程中我把自己放到書匠的位置去體味，真的有些不舒服。我理解了他的憤怒。真的，在陜北說書現實狀況的論述中，一些文人是有點自以為是和不負責任了，他們的言論對許多癡愛這一藝術的藝人們的傷害和打擊是巨大的。我覺得，作為文化人的我們，不能自己再不去，也再沒有聽過書，就自以為是地認為這世界就沒有陜北說書了，想當然地寫那不嚴謹的文章。為文，說實在話，對文人而言就是一種謀利賺名的活什。這社會任何人關注陜北說書這一民間藝術本也無可厚非，但不能因為自己沒耐心去聽一場或三五場說書，就想當然地信口開河。這樣的文章貌似關心、擔憂陜北說書的命運，但實為對從事這一行當的藝人們和這一藝術的一種打擊和傷害。文章千古事呀，不論寫什么，我們都應該以嚴謹的態度去體會，去寫，想當然的自負還是少點。

這位半輩子以嘴謀生的藝人，那天最后他這樣說：我們說書的時候那些認為陜北說書死了、陜北沒有書匠了的文人們——你不在、他不在，就我書匠和聽書的在呀！而陜北說書的現狀是——雖然韓起祥不在、張俊功不在，可我們幾百個以此為生、雖然貧窮困頓，但樂此不疲的書匠還在呀；我想對那些把我們就沒當球個人，說陜北沒書匠了，陜北說書死了的文人說——再過五十年一百年，你不在、他不在，我也不在，但陜北說書一定還在！

聽了這位用《high》歌的歌詞調侃文人的書匠的話，我覺得我們真的應該嚴謹一些，最好不要再傷害、打擊書匠們了。民間藝術既然有著千百年漫長的歷史，那么，它即使死亡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千萬別拿自己的生命的長度與之相比，我們沒出生時它就開始死亡，我們死了，或者我們的子孫后代又幾輩人死了它還在，而且即便是在茍延殘喘著的民間藝術，說不定某個不起眼的因素一激，它就又會起來，甚至于活的比原來更燦爛更輝煌。基于這一原因和認識，我肯定的地說：幾十年或一百年甚至于二三百年之后，我們都不在時，陜北說書一定還在！

安塞與陜北說書這一民間藝術的淵源很深，陜北地區有名一些的說書藝人，大多都有過在安塞說書行藝的經歷。延安革命時期，安塞駐扎著中央二局，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邊區總醫院，以及難民工廠、被服廠、保育院等 20 余個中央直屬單位，所以那時韓起祥也經常到安塞來說書，到粉碎“四人幫”之后，韓起祥又經常到安塞下鄉演出。記得幼年的我在安塞縣城的“七月二十四”騾馬大會，即物資交流大會上聽過兩次這位陜北說書泰斗的精彩表演，但當時少不更事的我沒有記住老人太多的說書細節，僅僅記住了一句“紅五月，五月紅，我給竹席來說書”，再記住的就是一個字“擠”。體育場上，人山人海的，我好像是被大姐還是爺爺引進去的，那是我有記憶以來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人擠圍在戲臺前聽一個人說唱，好在那時的高音喇叭很足勁，把他那非常有特色的聲音放大了很多倍，讓人聽得清清楚楚。

而第二位陜北說書的大師級人物張俊功老先生，也和安塞淵源頗深，安塞應當是他行藝說書比較多的地方。那時的安塞群眾生活剛剛有了點起色，于是，廟會和新修窯洞及老人過壽，娃娃滿月之類的事情多了起來，愛紅火熱鬧的安塞人就把請書匠說書作為首選。而張俊功的說書一改往日“一人一馬一桿槍”的局面，五個、七個的各色書匠坐下來，你彈他吹，那個又拉，這個說那個唱。既有說書的韻味，又有一臺戲的表現力，于是，一時間安塞的各廟會或村戶有大事需慶賀時，都把能請來張俊功說書班子說場書當作一種時髦，或衡量這個事情過好沒過好的一個標準。一時間張俊功張和平父子一到安塞就一場接一場地往過說。有時半月二十天，有時一個月兩個月地在安塞設場說唱。而那時一些在社會傳播的“張俊功說書”的磁帶，有許多就是在安塞行藝過程中錄制的。當然也有一些是一些人偷偷地錄下后又翻錄賣錢謀利。記得在贊嘆張俊功說書的表現力及感染力的同時也和一些文朋詩友討論過張老改革說書的功與過，記得我這聽著三弦獨人書長大的毛頭小子在贊嘆的同時，也有些否定之詞，因為我覺得張俊功的確是一位天才的語言和表演藝術家，但總覺他的說書似戲又非戲，是書還又不是書，少了一人說書時的安靜與條理，多了幾分喧鬧與雜亂，但的的確確的達到了雅俗共賞，也讓絕大多數人喜愛。現在回過頭想張俊功大師，那真是一位了不得的說書巨匠，如果那時他不改革說書，那么陜北說書絕不會有他所創造的那個鼎盛時期，也不會使這一民間藝術獲得到那樣一段時日的精美綻放。

除了以上這兩位已故的大師級人物之外，在陜北說書界再要說的一位重量級人物那就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陜北說書）代表性傳承人之一，陜北說書大師，安塞人解明生了。（另一位是陜北首位女說書藝術家，韓起祥大師的女兒韓應蓮）
(來源：《陜北的魂魄》郭志東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