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小曲，系流行于中國陜西北部榆林市城區內的一種帶樂器伴奏的坐唱。它其所以為陜北民間音樂的一支奇葩。是與自己特有的風格和特點有著很大的關系。
它取坐唱形式，一個人單唱，間有對唱或對白，男扮女聲，真假嗓結合。伴奏樂器以揚琴為主，另加琵琶、箏、三弦等彈撥樂器，也有時加用月琴或京胡。打擊樂器用一只小瓷碟。唱段多為帶敘述性的抒情小曲，具有明顯的江南民歌風味，在流傳過程中，一方面保持著傳統特征，一方面又吸收了陜北當地的民歌小調，如此便形成了南北一體的新藝術品種，深受當地群眾的歡迎。

榆林小曲的形成與發展，有著它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榆林，地處古河套文化和匈奴文化交融地帶。趙漢時期。這里已是陜北的文化中心，但由于歷代羌、胡、突厥等少數民族遷徙頻繁乃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使這里的文化形態呈現出一些獨有的特點。據《榆林府志》載：自明成化九年（公無1473）建立衛城。大量移民實邊。榆林便成為我國九邊重鎮之一，常年屯駐重兵。到榆林做官的外省籍人越來越多，尤其是從浙江一帶來榆林做官的，先后占了外籍官員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此地民間至今流行一種說法，叫“南官北座”）。各地人才的匯聚，促成了各類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榆林小曲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生成的藝術新品種。

據清、乾隆皇帝《銜批通鑒輯覽》中關于明武宗巡邊至榆林的專篇記載稱：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秋七月，明武宗由山西渡過黃河，先抵陜西府谷，于十月間到達榆林，住在在城內太乙神宮（即“凱歌樓”）。每日有歌、舞、唱。直至十四年（公元1519年）二月初，方才由原路返回京師。行前納了延德總兵戴欽之女為妃。并大征了女樂。又據《榆林府志》記載，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由江南來的譚吉聰（字舟石，浙江嘉興人），任榆林堡同知。此人對榆林的“邊韋地之形與風俗非常熟悉”，對“人物藝文也重長子之選錄”對“兵食水利馬政軍器人物藝文宜有志此”。對江南小曲十分喜好，來榆時帶了家眷及使女。歌伎和所用樂器等，閑暇時，常令其為他們演唱求樂，甚至在他主持修鎮志時，也要請藝人來奏樂彈唱。榆林總兵徐占魁在《重修延安綏德鎮志序》中說：“爰時聚于署之東偏日，飲綠之堂，絲竹雜奏。觴酒間行”。據《榆林府志·文藝志》中記載，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后，榆林城內“文藝其繁”，經常是“夜半曲聲聽滿城”，凱歌樓上常有“羌笛吹新調，秦箏弄急弦”。其盛況可見一斑。據民間相傳，當時鎮守城堡的兵士，大都是城內的小手工業者。他們三天一小操，五天一大操，既當兵、又從業，日久開長，這些半職業兵士也聽會了不少小曲。一天，府內彈三弦的藝人病死，譚為此而發愁，當地一兵士聞訊便毛遂自薦。操琴演奏了幾首小調，譚聽后十分高興。從此，這里當地的半職業兵士也被允許進府內耍曲子了。足見當時府內的小曲已開始流入民間，成為當時群眾喜聞樂見的一種新的藝術形式。

清末民初（1909－1914），榆林小曲有了一定的發展，一些民間音樂被吸收、被運用在民間，尤其是小手工業者之間，學唱小曲也一時成風。藝人數量不斷增加，小曲出現了興盛時期，并創作了《陳太爺上任》等作品。這一時期光緒年間文人王吉士不僅采集了大量小曲，對其作了加工和潤飾，新發展有《十杯酒》、《進蘭房》、《小叮嘴》、《供月光》等曲目二十余首，器樂曲牌有《四合回》、《將軍令》、《獅子令》等近十首。榆林小曲在它最初發展的階段。雖然來源于明清時期江南的小曲、時調，但當它一旦植根于榆林這塊陜北的土壤上之后，必然和當地的語言、民間音樂交融結合、吸收發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韻。從南方來的官員和商人不斷帶來南方的絲竹管弦和樂妓，并同北方的民歌相融合，久而久之，榆林小曲便既有了北方的粗獷和豪放，又有了江南水鄉的柔美和甜蜜。有人說，這就是南北大交流、民族大融合的結果。

榆林小曲具有南北民歌的特點。榆林小曲所以抓人，就是由于它溶進了南北民歌的特點。原來榆林曾經是兵家要地，又是”茶馬互市”的重要商埠，從南方來的官員和商人不斷帶來南方的絲竹管弦和樂妓，并同北方的民歌相融合，久而久之，榆林小曲就既有北方的陽剛之氣，又有南方的陰柔之美，從而開創了“南腔北調”合二而一的獨特藝術。

榆林小曲形成至今，演唱只在城區內進行，從不涉足城外。其演唱形式歷來以自我娛樂為目的，室內院落均可進行，沒有固定的演出場合。每遇茶余飯后，藝人們相約為伴，前往參加演唱。城內年紀稍長的居民，大都能唱它一兩段以自娛。沒有職業班社，也沒有以此為業，覓食求生的職業藝人。除了自娛性質的演唱活動外，長期以來，它和當地民俗產生了密切的聯系。四時八節，婚喪嫁娶，生辰壽誕，喜慶節日，當地群眾都有約請小曲藝人到家演唱的習俗。在這種場合，有時藝人自獻絕技，有時主家點同曲。不論在哪種禮儀之中的演唱。對優秀的藝人，主人還要給披紅掛彩，以示獎勵。這種習俗一直沿襲到一九四九年前后。

小曲的演唱形式簡單、輕便、靈活，不化妝、不表演，也不用任何道具。演唱者多兼敲擊瓷碟。演唱活動，大都先由樂隊奏一、兩首樂器樂曲牌，以示靜場，然后開始演唱。一次演唱活動，少說也要三、四個小時。

榆林小曲在長期的演唱活動中，形成了不同風格的兩種流派，一派是講究聲音的純實婉轉、圓潤和流暢，對裝飾音尤其是滑音、頓音的運用比較嚴格。另一派則突出頓、斷剛、柔，很強調歸韻。

榆林小曲的唱詞內容，以反映城鎮市民生活情趣的為多，除描寫離愁別怨、男情女愛之作品有較大例外，其它如反映茶肆酒樓、貨郎挑夫的生活（如《開茶館》、《賣雜貨》、《下荊州》）刻劃青樓之恨、尼庵之苦（如《妓女告狀》、《小尼姑》）；以及鮮明生動地表現民俗風情（《放風箏》、《戲秋千》、《偷紅鞋》）的篇章，均可見。再如一些膾炙人口的民間傳說故事如《梁山伯與祝英臺》、《張生戲鶯鶯》等，也在小曲中得到了別具特色的反映。總之。榆林小曲的內容基本上體現了市民階層的各種生活側面，具有濃郁的里巷之曲的特點。與流行在山區，農村的那些質樸粗獷的陜北民歌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榆林小曲的唱詞結構，多段聯綴者甚多，篇幅大小差距甚大。長段曲目有幾十段詞構成的，如《害娃娃》有四十段，而短小曲目如《供月光》僅有四段。

組格式有六種，即上下句構成一個唱段的如《妓女告狀》，四句組段的如《大送郎》、六句組段的如《姐妹拌嘴》，八句組段的如《五更鳥》、三句組段的如《小放風箏》、五句組段的如《尼姑難》、以四句組段者為多。唱詞的名式結構通常是以七字句為它的基本結構形式。也有五字成句的如《譙樓初鼓咚》，還有由五字，七字相間組成的長、短句，如《害娃娃》。

榆林小曲的唱詞，融雅、俗于一體，在語言風格和語言結構上既有一般文人的遺詞用字，又有當地方言土語。這是在其它歌唱民間藝術中較少見的。如在《姐妹拌嘴》中就有：“妹子頗厭煩；斜倚靠在玉欄桿；罵聲潑子你好大膽；春景天景物新鮮；金鐲響玉腕；香風飄起在云端。”“什么情人什么漢；人兒雖小你話又殘；慢就是你把你的母親見；我勸你你們二人好好相與各自嫁男。”

榆林小曲的音樂，分唱腔和器樂曲牌兩部分，唱腔為其核心部分。唱腔中，除用于一部分曲目首、尾的《前兩頭忙》和《后兩頭忙》這樣兩個唱腔牌子外，其他曲目均無牌子的說法，不論只曲或聯曲，大量都是專曲專用。

榆林小曲這一地方民間曲種特點的形成，除受生活習俗、傳統文化及當地人民的性格、氣質的直接影響外，語言習慣及其方言、語音的影響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榆林小曲這一地方曲種，它均以榆林城內方言演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