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道情是陜北地區民間的一種說唱藝術，主要流傳于清澗、延川、子長、榆林、神木和府谷等地，是陜北地方戲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種。據清澗縣寨溝著名道情藝人黃金鰲說，至今已有 630 多年的歷史。陜北道情最初派生于道教的道曲，后來由于人們對這一藝術形式的喜愛，不斷發展成為陜北地方小戲。流傳至今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發展和演變，吸收了當地民歌、小調、信天游等多種音樂元素，由單一的唱腔曲調發展成為牌體，兼用“聯曲體”的曲體結構，逐步形成獨具風格的唱腔與表演。陜北道情主要以農村廟會演出為主，也在農村鬧秧歌、賽會期間扎場子演出，還有道情自樂班的自娛自樂演出等，其中既有道情戲，也有道情清唱。唱腔不受板式的約束，隨意性很強，表現手法靈活多變，具有明顯的說唱韻味和曲藝色彩。

一、陜北道情的產生與發展

道情歷史悠久，最早起源于唐代道教的道曲，即一種宣傳道家學說的演奏樂曲。后來隨著道教藝術的宣傳方式的轉變，演奏內容也由最初的道教音樂、經席音樂、道教俗講等，演變為后來的道教新經韻、道情鼓子詞和敘事道情。其中道情鼓子詞和敘事道情也稱為俗曲道情，即道情的雛形。南宋的時候開始出現用漁鼓和簡板伴奏演唱，經韻吸收了詞、曲牌特點，由當時的詩贊體衍變為在民間布道時演唱的道歌。到元代時的雜劇就有俗曲道情的插入，如元人雜劇《竹葉舟》《岳陽樓》等，在劇中均有道情穿插演唱，有的仍以“道情”稱謂。明清以來，由于道教在陜北地區的迅速發展，道教音樂廣泛傳播，在原韻調的基礎上發展為曲牌體，并且與陜北民間流傳的其他藝術形式相互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間地方戲曲，其代表劇目為《十萬金》中的《孟姜女哭長城》。后來經過不斷地加工提煉，題材逐步擴大，創作出了《牡丹亭》《子胥過江》《紅毛跳墻》等。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產生的道情，不俗而貴，受人尊重，與其他藝術形式迥然不同，具有明顯的說唱韻味。陜北道情的產生和發展均經過講經說唱、地攤坐唱、敘事、代言、一人多角的說唱形式，然后逐步向戲曲藝術靠攏，演變為化妝表演、分行當角色、唱念做打、文武場面皆備的舞臺表演藝術，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傳統劇目。陜北道情在發展成為戲曲劇種的初期，仍帶有濃重宗教色彩，扮演的也都是一些神仙道化戲。許多傳統戲都是用來宣揚道家尊道貴德、忠孝節義、遁世絕俗、清靜無為的思想。主要傳統劇目有一百余本，如《上終南山》《高老莊》《秋胡戲妻》《閃婚圖》《二女子游園》《王祥臥冰》《湘子度林英》《合鳳裙》《鞭打蘆花》《唐王游地獄》《打經堂》《劉秀燒窯》《湘子出家》《湘子算卦》《兩世姻緣》《目蓮救母》《劉金進北瓜》《汾河打雁》《李大開店》《打棍出箱》《劉秀走南陽》《花柳記》《伍員逃國》《韓湘子》《紅毛跳墻》《紅桃山下界》《十萬金》中包括四本連臺大戲的《孟姜女哭長城》，以及道情十字調《林英敬香》，還有最長的連臺本戲《雪擁藍關》等，可連演三天三夜。這些傳統戲劇的產生，促進了道情藝術形式的建立和風格的形成，使陜北道情最終發展成為一種具有獨特風格和魅力的戲曲藝術。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在特定的歷史機遇下，一些道情藝人接受主流意識形態的改變，使新創作的《兄妹開荒》《翻身道情》等陜北道情劇目登上延安文藝舞臺，走向全國，至今仍是陜北道情的代表劇目。新中國成立后，陜北道情有了進一步發展，并培養出了新一代的接班人。主要的代表劇目有:《海灘紅旗》《支農忙》《賽蓄會》《土地風波》《朝陽人家》《小四德》《兩親家》《贊新婚》《挑女婿》《意中人》等五十余出。改革開放后，隨著鄉村民俗活動復興，陜北文人在傳統道情的音樂風格基礎上，創作出一大批具有時代氣息的新現代劇。其中著名的有《南下開荒》《家庭圖》《徐縣長下鄉》《勸子歸隊》《三回頭》《王三小求妻》《紡紗》《劉栓回頭》《接婆娘》《寡婦門前》《烏鴉告狀》《王老婆迎人》《悔恨淚》《二流子轉變》《忤逆子》《禁洋煙》《難民圖》《王長生攬工》等三十余部。陜北道情種類繁多，很多都是民間道情藝人自己創作的。新道情的唱腔，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板式變化體的形式越來越多。

二、陜北道情的分類及音樂特點

(一)分類

陜北道情根據音樂唱腔風格上的差異，一般把傳自山西臨縣，流傳在府谷、神木一帶的稱為“東路道情”;把受關隴方言影響傳自隴東，并在定邊、靖邊、橫山等縣演變發展的稱為“西路道情”;而起源于清澗縣并在周邊擴散，融入了說書、民歌甚至晉劇、碗碗腔等其他地方戲因素發展起來的稱為“清澗道情”。相比較而言，“清澗道情”較為古老，常被當地人視為“正宗”。陜北研究者樊奮革在談及道情在陜北的流傳情況時，有著自己的不同見解。他認為陜北道情的流布由南至北一線鋪開，最南在延川，最北到府谷，“溯其主流，……以‘老道情’(南路調)與‘新道情’(東路調)兩條重要支流匯集而成”其中，按曲調也可稱為“老調”和“新調”兩種，其調式不同，老調為商調式，新調為徵調式。老調節奏舒緩，音域寬廣，渾厚、深沉，多表現思念、悲哀、凄涼等情感;新調節奏急促，曲調開闊、明朗，旋律熱烈奔放，時而跳躍，時而平緩，多表現喜悅、熱烈、歡騰等情感。但兩調的曲牌名稱基本相同。分析原引自清澗寨溝老藝人黃金鰲家傳已有四代的說法，以及流傳于樂堂堡、惠家石鹼的道情曲詞“三才掛板響連聲，口口聲聲說道情，祖祖輩輩往下傳，洪武年間到如今”，并將其作為老道情已有630 余年的歷史根據。在談及東路調新道情的來源時，其主要依據的是民國初年，山西道情班社不斷來陜北演出，逐漸與當地藝人合流發展的事實。但不難看出，無論是南路老道情，還是東路新道情，陜北道情的發展都與鄰省山西有著割不斷的聯系，這一點符合陜北傳統曲藝發展的歷史依據與交流事實。

(二)音樂特點

陜北道情吸收和借鑒了陜北民歌、小調、信天游的音樂旋律，以及陜北嗩吶和陜北說書等的音樂節奏。結合了多種音樂元素逐步發展成為戲曲劇種，形成了獨具風格特點的陜北地方戲曲。

1． 陜北道情唱腔曲調可稱之為“九腔十八調”。

有“平調”(七字調)“十字調”“土字調”“梅花調”(一枝梅)“涼腔”“耍孩調”“終南調”“八字調”“冒梁調”(高調)“哭腔調”“二五錘”“陽北調”“太平調”“浪淘沙”“跌落金錢”“金絲疙瘩調”“五花調”“浪堂調”和“西涼調”等二十余種。唱腔曲調結合了信天游式的隨意性特征，易學易演。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陜北道情唱腔曲調作品是《浪淘沙》和《耍孩調》，《耍孩調》是在《耍孩兒》的基礎上創作的，句式結構十分相近，且是以古詞體作為唱詞格式的。陜北道情的幫腔“嘛韻”也稱“拉波”，用于烘托氣氛、渲染環境、刻畫人物、推動劇情發展、制造高潮，是這一曲種較為重要的表現手段。

2． 陜北道情音樂為曲牌體，其中“聯曲體”是曲牌體的一個類型。

由于吸收了“板腔體”音樂結構，因此它屬于一個綜合的曲體結構。特點在于整首曲子是由無數的不同曲牌而組成，并按一定的調性規律排列順序。其中的曲牌是可以靈活運用的，例如:《耍孩調》《浪淘沙》《五花調》和《冒梁調》等;也可以作為一個單體而重復利用，例如:《七字調》《十字調》《一枝梅》和《八字調》等，這類唱腔曲調的曲體結構特點在于有固定的段落模式，句式工整、結構凝練，靈活度不夠大。因此，《七字調》《十字調》作為唱詞格式在陜北道情中最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在陜北道情音樂中，器樂曲牌的運用有嚴格的分類，不同的場景有不同的音樂。常用的曲牌有八板、留板、一句板、滿天星、花梆子、殺雞、喂豬牌、陰司牌(思舞用)、照鬼燈、柳青娘、蕩天量等。例如:(1)八板、葡萄三疊架、滿天星、殺雞等曲牌多用于晨起梳洗打扮更換衣服、登殿赴朝、洞房花燭、迎送、宴會飲酒等一些時間較長的表演上。(2)留板、喂豬牌、一句板等曲牌多用在捻線縫衣、喂雞、喂豬等家務動作上，以及播種、收割、曬谷等農事活動場景中，還有用于唱腔中的插曲等。大都用于一些時間較短的場合。(3)陰司牌和照鬼燈多用在一些神話劇中，或一些詼諧滑稽的表演動作上，其中照鬼燈常用在神話劇中的判官小司、小鬼上下場等。(4)花梆子、柳青娘、蕩天量等多用在旦角戲劇動作的專場表演上。

3． 陜北道情的音樂結構是以“板腔體”為主，兼用“聯曲體”的曲體結構。

這類唱腔曲調較為代表的作品是《二流水》《滾白》等。曲調詞格有七字、八字及十字句式，一般為四句一段，也有三字、四字這類句子不齊的曲調。陜北道情的唱腔板式有介板、大起板、滾白和還陽板四種板式。曲調和板式在應用上比較靈活自由，唱腔過渡極其自然，有時會數曲聯套，有時會一曲唱到底，這都取決于劇情的安排和藝人即興表演的需要。
例如:
(1) 終南調———大起板———七字調———哭腔調———大起板———七字調———(《韓湘子拜壽》選段.
(2)十字調———梅花調———涼腔———半梅花調———(《打經堂》選段)
(3)七字調———哭腔調———十字調———介板。———(《打經堂》選段)
這種連接法靈活多變，呈示著它的包容性，吸收和運用了明、清民歌曲調或與南、北曲異曲同名的“詞牌”。表明道情這種藝術形式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成熟和完善。

4、陜北道情傳統劇目的伴奏有文場和武場之分。

文場使用的樂器主要有：三弦、四胡(亦稱四音子)、管子，號稱三大件，以及二胡、板胡等。絲弦曲牌有“柳青娘”和“鬼照燈”。武場鑼鼓段由開場鑼鼓、起版鑼鼓和動作鑼鼓，與秦腔、山西梆子基本相同。使用的打擊樂有:漁鼓、簡板、梆子、手鑼、以及陜北道情特有的小鉸鉸和脆鼓子等。至今沿用的伴奏樂器均是按照漁鼓、簡板、三才板和棗樹梆子等的形狀制作，演奏方法獨具特色，形成了陜北道情音樂獨特的曲藝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