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地區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文化資源深厚。而安塞更是因為相對完整地保留了更多文化的原始面貌而備受注目。然而，在一系列的文化調查后發現，陜北民間文化面臨的形勢卻并不樂觀。就目前而言，民間文化的保護還沒有真正受到廣泛的重視，有的只是停留于保護的層面，沒有得到創新發展。安塞在文化傳承與保護方面雖說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卻總給人一種底氣不足的感覺，換句話說，安塞的文化先天底子不錯，但發展后勁不夠，盡管區委、區政府、宣傳部以及文化部門為做大做強安塞文化事業不遺余力，但成效卻并不怎么明顯，更多的時候，還是仰仗“腰鼓、剪紙、民歌、農民畫、陜北說書”來支撐門面。除腰鼓的安塞標簽相對鮮明之外，其他幾類則相對寬泛，體現不出安塞“獨”的特色。

傳統文化是先進文化的精神血脈和延續基因，它在滋養了一代代民眾的心靈和精神世界、勸化歸善的教育功用之外，更是穩定社會和群體、提振精神的重要力量。所以，對待傳統文化，絕不能采取歷史虛無主義態度，放任其自由發展乃至任由其自生自滅，這不僅是一個地方的災難，更是一個民族的災難。四大文明古國唯中華獨存，何也？因為文化。“欲亡其國，必先亡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就是這個道理。

目前，對于安塞的文化能夠“做大”，卻不能“做強”的癥結在哪里？想必好多人都在苦苦尋找答案以尋求突破。在我看來，要想解開這個癥結，首先得弄清楚一點：地域性文化的支撐點是什么。

不可否認，民間藝術文化對于提升安塞的地方文化品味有著巨大的作用，但它絕不是根本。也就是說，這些民間的藝術文化即便是再悠久、再輝煌燦爛，它所起的作用也只是停留于表象，并不能積淀更深意義上的文化底蘊，真正能夠提升一個縣文化品味的唯有文學。文學與藝術就好比人的兩條腿，同樣健康總會比殘廢了任何一條腿的人要行之快且久遠。這一點，延安的延川、宜川，榆林的綏德、神木的強勢逆襲很能說明這一點。
所以說，要想做強文化事業，必須強推文學發展。

我們不妨從安塞民間文化的發展現狀來分析——

在崇尚網絡、追求后現代主義的今天，安塞剪紙、農民畫“人絕藝亡”的尷尬處境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盡管安塞曾就保護和傳承民間文化提出“五進課堂”（即腰鼓進體育課、剪紙和農民畫進美術課、民歌和說書進音樂課），平心而論，是有一定的效果，然而又有幾人能夠堅持到最后呢？這些學生在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后，還有多少人愿意做李秀芳、高金愛、賀玉堂第二呢？

所以說，我們不缺文化，缺少的是宣傳意識和文化自覺意識。不僅僅是安塞，整個陜北都是如此。阿寶能夠走紅，仗的不是別的，而是我們的陜北民歌；《走西口》帶火了晉商文化，但走西口的文化歸屬權確實屬于陜北；炕圍畫拉動了內蒙的旅游，可真正的炕圍畫還是在陜北；甘肅定西農民畫入選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帶動經濟騰飛的時候，殊不知他們的農民畫最早是由陜北人帶過去的……對此，延安一位老藝術家曾痛心疾首：“現在爭論《走西口》姓秦姓晉有用嗎？早干嘛去了？自不上心，就別怪人家惦記，你弄不成事還不許別人弄，沒道理嘛，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要覺醒，要宣傳，要明白先入為主的道理，牌子立起來了，誰也搶不走。”

我認為，要想振興與繁榮安塞文學創作，提升安塞的文化品味，須做好以下幾點：

第一、重視作協工作，積極儲備、扶持和培養文學人才。文學創作的繁榮、興盛與否，文學隊伍的發展壯大與否，都直接影響到整個文藝事業的繁榮和興盛，這是文藝理論家們早就認定了的一個事實。眼下，安塞區專門創作或從事業余創作的人有很多，其中不乏有實力較強的作者。區作協可進行一次全面的普查，將有一定創作勢力的作家整合在一起，借助于《安塞文藝》這個平臺，在老一輩作家的引領下，精心培養一批具有發展潛力的青年作家。同時向上一級文聯、作協推薦，使其中的佼佼者能夠加入更高一級文聯或作協，再輔之以正確的引導和逐步完善的激勵機制，壯大安塞的文學創作隊伍。

第二、開展較為廣泛的文學藝術活動。立足安塞，面向全市乃至全國，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各種創作采風、寫作交流活動，同時，充分挖掘和利用安塞區地方文化資源，發揮地方文化特色和地方優勢，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二次創作。同時結合形勢，定期開展文學作品討論與理論探究，提升創作者的文化理論素養和文學品位。同時可不定期地請一些文學大家來作相關的理論指導，同時，應大力推薦文學創作者們參加市、省級的文學培訓活動等。

第三、通過傳媒、網絡為文學藝術搭建平臺。通過政府門戶網站、區公眾信息網或建立專門的文化藝術網站，與更高一級的政府網站形成專門性鏈接，介紹、推薦安塞的文學藝術家及作品，宣傳安塞的文學藝術，拓寬文學藝術的宣傳渠道，并為文學藝術家的作品提供相關的維權知識。

第四、建立和完善扶持文學藝術創作的激勵政策和機制。其一，在現有文學作品創作扶持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其二，實行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對文學藝術事業和公益文學藝術事業的捐贈。其三，建立和完善能夠調動我區藝術文化產業人員積極性的獎懲機制，對一心熱愛文學藝術創作的作者，政府應當提供工作上的便利，努力創造一個更適合于其進行創作的環境。

文學的社會作用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認識作用，二是教育作用，三是美感作用。三種作用同時發生，構成了文學的社會功能。首先要明確一個支持的態度，我們黨的執政理念是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們的文學必須一如既往地為了人民。其次要加強引導，要強調文學的創作指導思想、主旨立意、基本規則等。再次，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致力于對文學創作者的素養提升，以期提高創作水平。守正創新，堅定主流文化立場，堅持內容創新發展，努力創作出體現時代精神和地方特色的文學精品，積極發揮文學的“助推器”的社會作用，不斷創新機制，加強對文學的引導、扶持本地作家，做好服務工作，強化作家培訓力度，引導本土作家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好安塞故事，傳播安塞聲音，展示安塞形象。

新時代謀求強起來需要高度文化自信，于國于地方，其理皆然。2016年5月17日，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需要的是使命擔當的文化自覺。新時代謀求強起來的新任務，就是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彰顯文化自信，自覺擔當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任，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

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勢發展，文化強國夢成為我國未來發展的主流，安塞文學藝術產業的做大作強已經勢在必行。而今，文化越來越成為區域發展競爭的一個“軟”實力而受到重視。所以，我們要堅持“虛”功“實”做，“文”活“武”練，“軟”實力“硬”打造，強力推進本地的文化建設，切實為將我區打造成為名符其實的文化強區建設做出積極貢獻。

張秀峰，男，80后，教師，延安安塞人，陜西省青年文學學會會員、延安市作協會員、西部散文家學會會員，99年開始發表作品，曾先后在《星星詩刊》、《人民日報》、《揚子江》、《散文月刊》等發表作品數百篇，作品主要以散文、詩歌為主，并在各種文學大賽中獲獎數十次。出版有散文集《塵世浮生》。